【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3)05-0087-03 20世纪60年代后,诗学逐渐成为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话题,其背景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对科学主义的质疑和对传统宏大理论的解构。人类学范式的这个转换使得它在作品的主观性、建构性、话语性及意义的创造等方面,越来越显得与传统的诗学研究趋于认同。[1](P69) 人类学诗善于将自己的文化与他文化并置,以达到跨文化的展示和沟通。人类学诗的主旨和特点就是以诗的形式展示跨文化主题、信息及体验,用人类共通的诗歌语言提炼田野工作的感受。 人类学诗学的内涵,首先是人类学家的诗歌创作,具体包括:民族诗学——由西方诗人所催生、翻译、诠释、诵读、歌唱和赞美过的蕴含了异族文化诗歌的诗作;运用西方式语言习惯作诗而本人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非西方诗人的诗作;受过西式教育但在作诗时使用西方语言和本族语及方言或二者兼而有之的非西方诗人的诗作;将自我与文化他者的感受力相比较的人类学诗作;超越了文化相对论而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即不同文化间联觉的诗作。[2]人类学诗是人类学用诗学和美学的方法去改造自身既定范式,使自己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像和体验。人类学诗已成为民族志新的写作方法。 不同时代都有一些人类学家进行诗歌创作。然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学界一般认为诗只是一种旁白、一种消遣、或是田野工作中的一种意外收获,属于文学范畴,没有建立一种包括诗在内的人类学写作类型的思想体系,因此萨皮尔、劳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诗作基本上都发表于非人类学刊物。 同时,人类学者大都不把诗作为一种方法,只是将其引入一些特定的经验主义可说明的语境中,这使得他们的诗作与文学领域中诗人的诗歌没有太大差别。本尼迪克特没有关于本土生活的诗作;萨皮尔的诗是一种启发、警醒。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文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语言学者对结构主义的更加重视,不少人类学家尝试创作诗歌来表达他们在异文化中的体验,一些人类学专业刊物也开辟了专栏。随着人类学诗歌创作的兴起,与之相应的评论和研究也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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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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